“新美国”智库主席及首席执行官，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曾任美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

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以未来的工作机会为主题的文章、会议和研究项目。机器人时代正在来临，它或许不会让所有人都失业，但会占据一些工作岗位。实际上，我们不必去预测未来，而可以看一看今天存在于几十亿人眼前的现实是什么。

大约80%的全球人口生活在新兴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特征是非正式市场和高流动性就业结构。考察这些多样化的国家的工作模式带来了三大关键的教训。首先，人们可分成多种工作层次，他们的收入来源往往不单一。其次，平台经济正在快速崛起并以传统网络为基础。最后，这些工作模式的出现常常伴随严重的收入不平等。

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是发展中国家非正式市场的特征。那些拥有正式工作的幸运儿(不到40%)常常通过副业用时间、专业知识、网络或点子赚取外快，以对冲不确定的劳动力市场。

同样的模式也开始在发达国家出现。JP摩根大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平台岗位主要是第二收入来源，被用来抵消常规收入的下降。

但一个关键性区别在于，在新兴经济体，灵活的个人或小企业网络占据了正式雇主的位置。肯尼亚的非正式部门——“朱阿卡丽”(在斯瓦西里语里意为“火热的太阳”)是肯尼亚最主要的就业岗位创造者。2017年肯尼亚经济调查表明，朱阿卡丽在此前一年中创造了大约75万个工作岗位，而正式部门只创造了8.5万个。

朱阿卡丽由各种属于工人和技工的行业协会组成。这些行业协会比如木匠协会、机械工协会、水管工协会等将各行业人才储备汇集起来，为他们提供提高技能的机会，并形成了一种市场监管形式。

随着技术的提高，许多协会正在往线上发展，以更有效地匹配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印度尼西亚的Go-Jek是一家25亿美元规模的交通与物流公司，通过手机应用，提供从摩托车递送食品到美发师上门服务的各种需求。该公司有20多万名平台司机，提高了拥堵不堪的印度尼西亚的生产率。

加纳阿克拉的廉价法律服务市场则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记者约瑟夫·瓦伦古(Joseph Warungu)描述了一条“法院大楼背后的窄巷”，那里充斥着公证员、宣誓监督员和律师，提供从目击证词到法律合同的各种服务，所有项目都能做到“高效处理，价格优惠”。这条小巷就是一个平台，集结了提供与需求不同法律服务的众多卖家和买家，这和传统律师事务所不同，后者需要当事人从同一家律所购买多种服务。

发达经济体刚刚开始赶超。幸福律师公司有一套遍布全美国的15000多名律师的“班子”，他们每小时收费超过200美元，“为公司内部的法务部门和当事人提供基于契约的工作”。更广泛地看，商业人才集团“按需提供热门商业人才”，涵盖了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种专业服务。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也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按需经济副作用的警示。它们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有的位列世界最高行列。世界上50个最不平等的经济体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而收入不平等性最严重的则是南非。

这些国家市场不正式，缺乏融资途径，并且教育机会不足，大部分人一直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提供没有福利和职业发展的小就业岗位的零工经济平台能够起到补充收入、缓冲其他就业的作用，但不能提供正式就业岗位所带来的安全感和进步机会。事实上，大部分新兴市场工人之所以转向零工经济，不是出于渴望灵活性或是因为激情所在，而纯粹是为了解决个人收入不足的困境。

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式市场仍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让零工岗位转变为工人的稳步提升之路。改革教育以使工人在他们需要时获得他们需要的技能，以及通过区块链构建工作历史，是帮助零工经济工人更有效地找到合适的机会、让他们的劳动获得更大价值的两个方法。

欧洲、北美和亚洲的发达国家正在快速老龄化，而新兴经济体要年轻得多。到2040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工人将是非洲人。他们是活跃的非正式市场的产物，而这应该使他们很容易被技术推动的零工经济吸收。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年轻人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影响全球工作趋势。我们可以从他们今天的状况中学习，为明天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