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十几次提到“养老”字样，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2.4亿，占比达到17.3%。快速老龄化的中国，如何养老是无可回避的大问题。养老服务的社会供给够不够？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还能不能“养”？社区养老可否广泛推行？互助式养老效果如何？筹谋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养老策，我们须于压力中前行。

老龄化加速，我们准备好了吗

“最怕一个电话打来，是爸妈生病的消息。”在江苏南京工作的陆璐说，去年自己的母亲动了个小手术，她请了一周假回去照顾，这件事让她开始考虑要不要回老家，“父母年龄越大，越觉得有个兄弟姐妹该多好啊”。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4亿，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6亿，占总人口的11.4%。

一般认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达10%，即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从数据看，中国的老龄化来势汹汹，满足养老需求将是巨大的社会难题。

速度快基数大，中国的老龄化有些特殊

“速度快、规模大，同时还伴随着‘少子’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和家庭保障功能快速弱化的现象。”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界上前所未有。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199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标志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短短18年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17.3%；200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去年底上升到11.4%。

根据预测，到203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5%左右，我国将提前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

衰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衰老时还没变成有钱。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我国开始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刚超过1000美元，发达国家正在遭遇的问题，我们更快面临，更加措手不及。尤其是我国城乡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贫困率约为17.5%，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养老服务正在成为刚需，特别是对高龄老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来说。”河南省焦作市民政局福利老龄科科长李霞说，焦作常住人口354万，60岁以上老年人口53.1万，其中80岁以上老人6.99万，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3.2%。这部分人群对养老服务高度依赖，迫切需要满足他们的需求。

事实上，人口老龄化问题近年来持续受到关注，养老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最近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多达几十个。但与公众对养老保障的期待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形势相比，现有的养老能力仍面临严峻挑战。

子女少压力大，家庭传统养老功能弱化

“我妈经常劝我爸少喝点酒，不要等老了生病了，给孩子增添负担，这也是对独生子女无力赡养老人的担忧。”在上海工作的杨羽告诉半月谈记者，她父母总是半开玩笑地说，老了就去住养老院，因为指望不上女儿。每到这种时候，她就感觉尴尬又愧疚。

“养儿防老”，是我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都是通过生养子女来解决养老问题。早在1983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提出了我国养老的“反馈模式”——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就必须赡养父母，否则将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

不过，这一传统模式正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杨羽的处境就是许多城市独生子女的共同写照。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大量步入老年，“421”家庭模式作为今后几十年的主流家庭模式，是一个风险型的家庭架构。从养老角度讲，无论经济来源、生活照料还是亲子交往、亲情慰藉，老人能从唯一的孩子身上得到的都很有限。

“我的孩子2岁，日常工作加上照顾她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父母有个小病小灾都不敢告诉我，说了也是白着急，我帮不上什么忙。”30岁的徐晓博是家中独女，虽然跟父母同住在洛阳，但见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她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师，经济压力不大，她最担心的是老人一旦生病，没有人照料。“我老公也是独生子，将来四位老人年龄都大了，想想就发愁！”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明锁表示，未富先老、子女数量减少、传统养老观念受冲击等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致使家庭养老的功能不断弱化，必须提高社会养老能力，才能应对加速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社会化养老痼疾未消，顶层设计还需加力

“条件差的不愿去，收费高的不敢去，好的养老院还是一床难求。”李霞介绍，焦作市有各类养老机构98家，各类养老床位1.58万张，养老床位数为每千名老人30张，仍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力量对养老服务业投入不足。河南省武陟县民政局副局长韩国有表示，养老服务业投入大、周期长，现有扶持政策离民间资本的期望还有一定距离。

武陟县养老中心是一家有300多张床位的民营养老院，总投资8000多万元，目前入住210位老人。投资人王小明说，自2015年9月运营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感觉压力很大。

此外，养老机构用工难，也限制了社会化养老的服务水平。河南省修武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军萍介绍，专业护理人员待遇低，月平均工资仅1600元左右，优秀医护人才不愿去就业。目前，当地养老机构聘用的多数是农村中年妇女或城市待业下岗的中年妇女，医疗护理能力欠缺。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养老金面临的形势也很严峻。中国社科院2018年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指出，养老金的收入增速已经下降到10%以内，但支出增速却在高位运行，目前累计结余增速已经下滑到5%的水平，基金备付能力相比过去5年下降1/3。挣钱的人越来越少，要花钱的人越来越多，会影响到老人购买社会养老服务的能力。

多地基层社会保障部门呼吁，养老服务业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打通部门之间政策衔接的壁垒。以医养结合为例，目前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指导文件，医疗、养老、报销归三个不同部门管，如何对接仍存困难。

张明锁表示，要解决我们国家面临的养老问题，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但仅仅靠出台一些好政策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从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给予保障，探索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互助养老等各类养老模式，灵活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服务

居家养老，重在“能养”

儿子坐在中间，两边病床上，分别躺着爸爸和妈妈。前段时间，这幅名为《独生子》的摄影作品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老人开始担忧：自己病倒了，谁来照顾？孩子开始焦虑：作为独生子女，如何面对“421家庭”的养老困境。

当前我国提出“9073”工程：90%老人采取以家庭为基础的居家养老；7%老人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3%老年人通过机构养老予以保障。作为养老模式的主力，居家养老不是把养老责任简单推给家庭，而是要合力为家庭创造能养老、好养老的条件和环境。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在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三香新村的祝奶奶家里，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她做饭。“帮我少放点盐吧。”工作人员根据老人的口味和要求来烹饪。老人们借助“虚拟养老院服务平台”，在家就能享受到便民家政、陪同就医、人文关怀、文体娱乐等6大类53项养老服务。

“我不会在父母老的时候把他们送进敬老院，一方面因为父母有紧急情况身边没人，不放心，另一方面会有人说‘你看看，把他养大了就把自己父母送到敬老院了，不管了，不孝顺’。”河南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后高村村民程小斌说。很多老人也表示，只要有一口吃的，有儿有女，就坚决不去敬老院。

但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是需要的，“家里就是养老院”成为居家养老的目标。江苏的互联网+养老模式，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虚拟养老院”，老人在家中通过电话或APP，将自己的要求提交至平台，平台从老人就近的机构、社区中心派人上门服务。

对于独居在家的老人及其家人来说，防止老人摔伤、第一时间救助也是刚需。广东广州市越秀区平安宝呼援平台通过运营中枢定位，实现线上平台与线下服务相连接。老人佩戴智能手表，实现与平台的链接，为常住的独居、高龄老年人提供紧急呼援、定位、健康监测等服务。

“一方面大多数老人适合并习惯在家中享受养老服务，另一方面居家养老的成本最低。”江苏省民政厅福善处副处长孙才洋说，城市养老机构一个床位的成本需三五十万元，一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床位需三五万元，而提供上门服务一年仅需三五千元。目前来看，政府发展居家养老是花小钱，办大事，能让更多老人有幸福感。

还要迈过几道坎

养老市场无疑是一片蓝海，但目前盈利空间不大却成为制约居家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孙才洋说，居家养老所需的投入较大，包括建立网络、培训队伍、制定服务标准等，平台运营商都要从头做起，顾虑会比较多，影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上门提供服务的助老员、护理员等是开展居家养老的必要条件，其数量和素质也关系着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河南焦作市民政局福利老龄科科长李霞说，很多年轻人更愿意去医院做护士而不是护工或助老员，尽管都是照顾人，但是不少人认为在医院就是医护人员，有面子，薪资待遇也好。

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乐泰老年公寓院长朱瑜表示，养老行业人员流动性高，普遍缺乏专业训练、不具备专业知识，可从事一般家政服务和生活照料，但难以提供高层次养老服务。

不同于过去要求吃饱、穿暖的养老，随着老人消费意识和能力的提高，当今人们养老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有地方居家养老项目内容简单，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代餐服务，以及基本的生活照料等，缺乏康复护理、医疗保健、文娱活动等项目。江苏苏北某县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当前居家养老服务不能充分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除了上述行业发展的具体难题，不少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把养老视作家庭责任，承担意识不强，主动作为不够，成为制约居家养老发展的关键问题。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认为，对老人的许多服务应该是福利性的，政府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更高效、更专业、更多元

实际上，居家养老不是家庭养老，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

孙才洋介绍，江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保证居家养老运营商的平稳运行。“我们把三无老人、低保老人、优抚老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等约占老人总数10%的群体，由政府出钱全部委托给平台。”孙才洋表示，这样一方面保证平台的日常运营经费，另一方面也可督促平台提高服务质量。